○ 高信疆
2.人与社會的疏离
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败,鼓励了非人性的竞争,尼采的“超人”哲学,尤其火上加油,突出了“自我”的形象,鼓励了个性的自决,而有了他所谓的“超乎善恶”的道德观,这更进一步的激化了人的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被合理化以后,人与人的关係,变成了“海狼”拉森(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是超人的代名词)式的“大酵母吞吃小酵母”、“大拳头征服小拳头”的生活态度。
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力量。然而,这类思考的模式,却在许多人的内心滋生着。因此扩张、掠夺、个人意志,都顺理成章了。
此外,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使原来注重节约的,变成了偏重消费;原来的节俭、刻苦,现在变成了消耗,作为满足焦虑不安的机械人的主要方式。(弗洛姆:“爱的艺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个人化、享乐、消费,都成了一般人生活的目标。
经济强权所强调的“自由贸易”,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正是这一竞争与掠夺的学术包装、政治整容罢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齐头式”的福利政策,间接鼓励了人的依赖,失去了奋斗的力量。再加上不论哪个社会的媒介、传播,在选择性的认知下,透过“扩音”或“灭音”的效益,为人间提供了大量虚幻的认识,而非真实的体验,使人与社会的疏离,变成了结构性的共犯。虽然冷战时代过去了,可是新的意识型态的分歧──宗教的、地域的、种族的、生活方式的差距和冲突,又一再爆发了出来。近代传播学者曾提出“知沟”的说词,即传播造成了“知识的鸿沟”,拉大了人群的距离。而电脑时代、网路时代的来临,缩小了人世的边界,却加深了人际的冷漠……
怎么办呢?家庭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救赎的援手呢?
3.人与家庭的疏离
不幸的是,人与他的家庭之间,也在急骤变化中。
家的解组,亲子关係的转变,生活结构的转变(流动性增大,同侪影响力上昇),经济生活、住宅形态的改变(环境心理学),导致伦理解构,少年犯罪大量上升,在台湾,少女犯罪,近十年增加200%。
家庭体系分众化:一度是现代化标准的“核心家庭”,已经被数种型态取而代之,大行其道的是单亲家庭、再婚夫妻、无子女家庭,以及单身贵族、独生子。
英国已故教育家A.S.尼尔:“问题儿童由问题父母产生,在问题家庭形成”。这句话,一针见血的道岀了今天的教育问题。
家庭结构的改变,也造成了家风(留给子子孙孙的精神粮食)的消逝。过去,一个家庭裡的成员,只要拥有任何一种祖训,可资后世子孙遵行时,就会成为一支巨大的内在支援的力量,安定的力量,支撑了曾在这个家庭出生、成长的人的一生。(日本佛教界的著名人士庭野日敬著作《看不见的睫毛》)但是,今天的社会,家庭已经很少具有这种价值传递的功能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所谓“社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家庭问题”的理由。道德教育的根本,原在于家庭里的人格模塑、无形的教化力量,典范力量。
亲子间的连心,是人际关係的原点。我们做了什么?
4・人与自我的疏离
逃避自我,个性丧失(追求时髦、响往名牌;放纵官能、心智麻痺);唯我独尊,不知他人为何物;新人类,新新人类,语言粗暴、徒求快感;影像文化,失去纵深……;责任消失,永恆感消失——
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曾说过:“爱不仅有尘世的意义,也有永恆的意义;爱克服了死亡,也遥契永恆。”他的话,可能恰恰成了现代人的一个反讽。
听听现代青少年的流行语言吧:“只要我欢喜,什么不可以”;“只要曾经拥有,何需天长地久”…… “人”的面目和内在,愈趋模糊,愈易受外物左右,爱的能力真的是失落了。
现实裡的文化风向,更进一步,要人们抹去历史,抹去记忆,忘了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了。究竟,我是谁呢?没有身分、失去焦点的“人”,是彻彻底底的疏离了……
它的边际作用,导致了“人我俱废”、“物我两忘”的人生。既不尊重自己,又不能相信别人。对物体也是一样。没有惜物、惜福的心,加速了人的倦怠、物的浪费。于是,“用过就丢”成了人和物的“绝缘现象”。製造者就会只想多造多赚,消费者则乱买乱丢,折损物的生命,迷失了自己,也预支了子孙的幸福。
註:
1980年5月6日,45岁的李敖和27岁的胡茵梦在李敖家裡举行结婚典礼,没有任何仪式,新人也没有为结婚作特别的打扮──高信疆乃是证婚人之一。
李敖与高信疆交情甚笃。李敖声称他唯一没有骂过的人正是他敬重的 “纸上风云第一人” 高信疆。
1976年,李敖第一次出狱,台湾还处在党禁报禁的年代,但高信疆甘冒风险,极具胆识地在他主持的《中国时报》副刊上大幅刊登他出狱后的第一篇长文《独白下的传统》,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
九十年代末期,高信疆去北京主办《京萃周刊》,报上有“李敖专栏”,李敖定时寄稿,还写过“高信疆到大陆序”。
高信疆2009年5月离世,李敖于2018年3月逝世。
李敖留下这句话:“我这一生当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
放眼浩瀚的文化江湖,高信疆无疑是他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