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整理砂拉越星座诗社50年来的资料,林武聪将我一篇旧稿《文学与政治》通过林国水转递给我,说他记得当年有一场“文学与政治”讲座在古晋举行,主讲人是翁诗杰跟我,他清楚记得办讲座的大礼堂及开幕佳宾,不过不确定是哪一年。
除非情况特殊或心血来潮,我向来没有收集自己文章和剪报的习惯,若非武聪手上还有这篇稿,对我,压根儿就没那回事似的,即使拿到稿子,依然无甚印象……估计当时是主席武聪在领导诗社,以我撰写讲稿的格式来判断,是在加入“星洲日报”初期的几年───那是我给报社写新闻与评析文章的格式,且肯定是改以电脑打字及传稿之前的事,所以会是在1989至1991年。
儘管如此,必须承认,“文学与政治”的确是个长期以来,盘旋于心的纠结,“不谈政治”是要拨开又未予拨开的迷思。那些年在採访前线,举凡华社民间的事儿,特别是文化、教育,地缘、血缘……无不以“别跟政治搅和一起” 深自戒惕,团体组织,群而不党,吾人必须疏远政治,超越政治,否则,本是“一盘散沙”的局面必然更糟糕……“一盘散沙”一直是自艾自怨的苦水,“从小团结到大团结”一直是高分贝的呼唤。
“不谈政治”这迷思若经严厉拷问,刨根问底,它是个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人在河边走,能够不湿鞋吗?政治大潮之中,撑船汉跟弄潮儿的区别又何在?撑船的就不涉及政治乎?
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从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掀起,是以“不谈政治”的态度出发的,社员中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最坚持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他1917年7月从美国回到上海,就“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但是,胡适後來在自述说他1919年6月中,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理由是: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他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所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 》事实上就是一篇重磅级,饱含务实思想的政论!
“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 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胡适在两年后就 “出来谈政治” 了,他解释: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 “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 的 “新舆论界” 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 “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集体政治的党性惯于蒙敝,甚至绑架人的灵性和觉醒,不管是谈论政治还是涉足政治,关键应该在于有没有导致灵性遭受党性禁锢,不管是撑船汉,还是弄潮人,关键应该在于有没有被击沉于波涛。
27-0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