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讲究价值,不是身分!

 
周王朝将广袤的领土分封出去,保留中央政权辖区,各封地就是诸侯国。诸侯国跟诸侯国战斗,各打天下,弱肉强食,争霸称雄,演变成强势诸侯把周王室政权架空,最后瓦解了分封制,经历春秋,再到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56年,周因出兵伐秦,反被强秦所灭。
 
春秋时期,天下大小诸侯国估计有140至170个,杀到战国时期,除 “战国七雄”──秦、楚、齐、燕、赵、魏、韩之外,还剩有不下30个其他诸侯国。
 
诸侯国的君位基本上是父子相承的,王权可以沿袭,但是,治国才干却不能;踫到烂君主,顷刻之间,一个诸侯国就告灰飞烟灭。
 
春秋五霸的第一位中原霸主是齐桓公,公元前679年,桓公与各国诸侯在甄地会盟,被推选为“一匡天下”的盟主!
 
之所以能在逾百个国家疯狂厮杀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齐桓公靠的是“华夏第一相” 管仲,除了 “仲父” 管仲变法,还大大得益于他长期推出的种种招贤创举,把齐国打造成人才最为鼎盛的大磁场。
 
齐桓公为向天下表明他招贤纳士的决心,在宫庭前燃烧一把大火炬,准备昼夜接见向他投奔的才俊。有关齐桓公求贤的事迹甚多,他还持续探讨如何加大力度,建设进贤制,甚至还特派许多人携带物资周游列国,任务是“猎人头”,引天下人才为齐国所用。
 
齐桓公曾为了拜访一名叫稷的布衣之士,一天之内竟三顾茅庐,最后是五次登门才见到,齐桓公认为,士可以因为轻视爵位俸禄而轻视君主;但君主绝不能因为轻视士而轻视霸主之业!
 
齐桓公是齐国国君,大有权势,对方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不只如此,此人看轻功名利禄,连带国君也好像没放在眼裡。齐桓公的解说非常到位,他认为,如果此人的国君轻视霸主之业,自然大可看不起有才华的士人,这位稷先生纵然轻视官职俸禄,但是,我岂敢轻视霸主之业呢?(这件事让天下极棒的精英非常感动,很多投奔了他)
 
这就是“资源配置”,即使一国之君,即使继承了权力,并不等于就有扶植、巩固与强化权力的能耐,还需要方方面面的 “资源配置”,特别是人才智库,否则就空谈霸业,连手中的权势,也可能灰飞烟灭于顷刻。
 
国君齐桓公看才华洋溢之士人,看到的是他想望中的霸主之业,看到的是价值的利用与目标,并非身分之尊卑贵贱。
 
人与人之间的“资源配置”讲得难听,就是“互相利用”,彼此存在着契约关系。既然如此,契约基础应该在价值利用的互惠,不含身分之尊卑。
 
主子跟奴隶的原始关系并不存在实质的契约,奴隶形同主子的牲口,要留活口干活,还是要宰、要杀、要卖……并无商量的馀地。
 
当然,这样的原始体系与制度早就灭绝了,可谁能说文化意识上的“奴隶性”皆已成为灰烬?

 
在东方文明进程中,始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讓周朝奴隶制的统治秩序逐步解体,然而,现代人类社会的尊卑贵贱之不平等依然比“人人生而平等”更加“现实”,统治与被统治、役使及被役使往往只是奴役手法及被奴役的形式与时俱进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被视为天下智囊的士阶层从草根冒起,门客、谋士、辩士、军师,等等跟君王将相互为谋,他们合作的径道、形式、境界,甚至造化儘管迥异,但有契约关系。
 
士阶层精英们择良木而栖,择明主而事,这是智谋和权力的配置的互惠交易,哪裡有最合适的平台能让自己的才情配置出最大的回报,最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往那磁场去,士无定邦,直奔理想,大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周游列国14年的孔子就非常牛地说过: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
既然如此,诸多游士放眼“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不拘于特定国界,并不那么“我的祖国”,不论出生哪儿,军阀模式的诸侯国无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差别并不大。
 
前面所提的齐桓公志在天下霸业,他招贤纳士的对象不限于齐国,是天下诸侯列国,而纷纷直奔理想,涌往齐国的顶尖精英也来自四面八方,这是共襄盛举的“资源配置”嘉年华!
 
可是,在此同時,“士为知己者死”依然是個道德的制高点。
 
春秋剌客专诸刺杀吴王僚,豫让刺杀赵襄子及战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韩傀),都在“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制高点上被赞颂为壮烈、英勇、侠义、伟大!
 
他们报答的对象都是政治权贵──
 
一旦对自我身分“自惭形秽”,仰视公子卿相,受感于对方屈尊降贵,彼此间的契约关系就必然失衡。
 
对方既是政客,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处心积虑在极致利用,自己却“士为知己者死”,捨命报恩!
 
壮士们的“知己”是至真至诚、肝胆相照的刎颈之交吗?!
 
27-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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