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史中,第一位春秋霸主诞生在齐国,秦始皇嬴政终结春秋战国之前,战国有 “七雄” ,最后一个被秦所灭的仅存者也是齐国。
始自公元前770年的 “春秋时期” 长达293年,春秋有“五霸”,齐国为天下先;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经历春秋初期超过140个诸侯列国的百年杀戮,崛为中原第一个盟主!
齐桓公的“伟大”是齐国上卿(即宰相)管仲(公元前719-前645年)所成就的,这点并没有争议。他事无巨细,都找管仲,官吏每每向国君汇报后要求批示,齐桓公的回答是:去请教仲父吧!
管仲被当作是法家先驱,法家认定 “性本恶”──
严格来说,管仲生前并未以“法家”自居,也没过于直接把人性归纳为“性本恶”;没错,管仲不吃周礼的那一套,他既一面颠覆,也一面修订周王朝的礼制;他不算是仁者,他也不节俭清廉,他甚至鼓励有钱者多多消费刺激市场。
管仲透视人性,讲究绩效,坚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富国强民则须以法治人、以法治国,他的政治、经济和法制思想及所实践的变法被誉为“管仲学派”,他甚至搞兵不血刃的经济战,他其实是位道地的经济大师!
(一)管仲学派:人是利益趋动体
齐国冒起来, “华夏第一相”管仲成为传奇性人物,被列为“管仲学派”的后来者还不少,都有法家的色彩,而且相互影响,并将法家持续发展,春秋后期执掌郑国国政的楷模人物子产、战国时代为 魏国主持变法的相国李悝、为楚悼王主持变法的吴起、深受李悝及吴起影响,为秦国带来深钜影响的“商鞅变法”之商鞅、为韩国主持改革的申子(申不害)、赵国的慎子(慎到)、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的乐毅及辅佐燕昭王变法图强的剧辛都是……他們當中,商鞅重“法”,申子傾“术”,慎子偏於法家的“势”。
管仲并不否定人性的善良,不過,他更以“利益趋动”作為前提,他說過:常人见到利益,没有不追求的,见到危害没有不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不以千里为远,就因为利在前面。渔夫下海,海深万仞,逆流而进,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上岸,就因为利在水中。因此,利之所在,即便是千仞高山,人们无所不上;即使在深渊之下,人们无所不入。
(二)富国强民就是要把蛋糕做大
就是因为当40多年宰相的管仲太明白人是经济动物,追求物质利益是自然属性,所以,他在推崇公平法治权威的同时,也实行均衡的资源分配政策,缩小贫富鸿沟;他更懂得市场学,还对外开放经贸,通过商业互惠遏制干戈和戾气,更藉此儘量做大齐国的经济蛋糕,满足各阶层的利益。
管仲的确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齐国首次召集诸侯会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代替周天子充当盟主的诸侯,3年后召集的“幽地会盟”更大规模,更多诸侯不得不加盟,这更进一步确定齐桓公是中原第一号盟主!
(三)荀子:衣食足后方知荣辱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约公元前316年-约前237年)應該算是礼制派,他推崇孔子的思想,也认为儒学包含高尚的治国理念,但是,荀子跟管仲一样,是个务实者,其“性本恶”论述是一套相当完善的逻辑理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善的“伪” 是人为,是后天教化、加工的……衣食足之后才知荣辱乃人之本性,鑑此,荀子被当作是提倡性恶论的先驱。他也强调法制之重要,以辅礼制。
李斯(公元前284年──前208年)跟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师承荀子,此时,战国是乱成礼制崩溃的时代,仁义道德在靠实力竞存的赤裸森林法则面前很苍白,韩非被认为是“法家鼻祖” 主要是因为他把法家百馀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非常具有实战高效的范本,為“法”、 “术”与“势” 集于一身的“大成者”,进一步加强荀子的“性本恶” 论证。
(四)秦国──法家實踐者
李斯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有力践行者,他官拜丞相,是秦始皇的第一号智囊,併吞六国,统一天下,都有李斯的心计。李斯不搞理论学说,他却在辅政的实践行为上处处凸显出荀子、商鞅、申不害、韩非等高人的底色,在行动上,他一样是将“法”、 “术”与“势” 集于一身的“大成者”。李斯是个实践家,韩非子比较像位理论家,后者被韩王所派,出使秦国时被李斯所害而亡。
李斯在楚国当过官,他选择投奔秦国是因为他认定唯秦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会是最后的赢家。李斯从不甘于浑浑噩噩受囿于低档平台,对他,卑贱是耻辱,贫穷是悲哀,他放眼可以飞黄腾踏的生存环境,他坚信贫富或贵贱取决于环境的选择……从吕不韦的一名门客,李斯渐渐接近秦王,最后竟然成了赢政的心腹,协助秦王以10年的时间个别击破也併吞了六国,荣登第一帝国的丞相!
(五)西方主流经济学:人性皆以利己出发
回到齐桓公在公元前681年崛为春秋第一位霸主,靠的是法家先驱管仲,到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消灭战国仅存的齐国,靠的又是法家实践者李斯,时间跨越了460年,依然还是法家!(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曾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
秦朝很短命,只存活14个年头,很多人说秦始皇的秦帝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这说法跟法家已在春秋战国叱吒风云超过400年的事实并不符──事实上,在“华夏第一相” 管仲死后的2368,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才诞生,他跟许多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大师一样,所解读的“人性”皆是以利己主义作为假设,以“性本恶”为前提,换句话说,人皆为己,市场经济靠“利益”而产生的协调作用。
这说明时间跨度那么大,可是,人性没有什么差异,东西方一样,;法家厉害就厉害在毫不忸怩作态地抓住“人性”,在特徵上,西方列强一路来都比较接近法家,只有永远的利益,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
21-10-2019